思想周报｜夺取格陵兰背后的阴暗图景；“新老年”与《冬之梦》

夺取格陵兰背后的阴暗图景

唐纳德·特朗普对夺取格陵兰的执念，引发了大量困惑、不安与警觉。但始终有一个核心问题悬而未决：为什么？为什么特朗普会如此执拗、而且如此突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座遥远的岛屿上？这里人口稀少，与美国的现实联系更是寥寥无几。近日研究者Casey Michel在《新共和》上深入剖析了夺取格陵兰背后的阴暗图景：特朗普背后的寡头们的反乌托邦计划。

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格陵兰努克，人们在美国领事馆前抗议特朗普的格陵兰政策。视觉中国 图

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这一切主要关乎“国家安全”，他反复强调“我们必须拥有它”。依照特朗普缺乏事实依据的描述，格陵兰似乎到处都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从而构成一场只有通过吞并才能解决的安全危机。夺取格陵兰同时也被纳入正在成形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对历史上门罗主义的改编）：美国自认为有权干预，甚至直接占领西半球内任何它想要的土地。

但这场对格陵兰的执念，还有一个长期被忽视、却同样关键的维度，而它对特朗普掠夺格陵兰、并将其据为“美国财产”的计划至关重要：钱。更具体地说，是那些长期资助特朗普、并将在美国对格陵兰行使宗主权后获利丰厚的寡头集团。作者写道，借用一句最近在委内瑞拉政治语境中看到的口号来稍作改写：“问题就在于掠夺资源”。

隐藏在推动特朗普帝国主义扩张的裙带资本主义网络之中，有着比单纯攫取资源更古怪、也更阴暗的图景。这关乎一种新的世界开端：一个所有对美国寡头的限制（无论是监管、民主制衡，还是制度障碍）都被清除的世界，一个亲寡头的“黄金时代”，以格陵兰为实验中心，却远不止局限于那里。

格陵兰的面积几乎与委内瑞拉相当，本身就是一个装满关键矿产和高价值资源的巨大宝库。锌、铜、黄金、石油，甚至还有铀和铂金。格陵兰几乎是一张被具象化的元素周期表。由于岛屿大部分地区被冰川和贫瘠苔原覆盖，这些资源大多尚未被开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尚未被系统勘测，也不意味着开采蓝图尚未被反复规划。

而在勘探、测绘与筹划方面，做得最多的就是近年来迅速靠拢特朗普、并计划在夺取格陵兰后赚得盆满钵满的美国寡头。

这并非臆测。《卫报》在2025年4月明确指出：“唐纳德·特朗普一些最大的竞选捐助者和投资人……已经站在了一个可能从美国接管格陵兰中直接获利的位置上”。这些人从硅谷科技巨头到化石能源公司的掌门人不等，几乎都已在格陵兰布局矿业与资源开采项目。他们真正的障碍，只剩下丹麦和格陵兰本地政府的监管与限制。一条由“投资者、亿万富翁与特朗普”构成的“闭环”已经成形，如同一群盘旋的秃鹫，反复审视着格陵兰哪些部分最值得被掠夺。《纽约时报》去年也指出，特朗普“身边簇拥着一批富有的投资者，他们早已将格陵兰视为一个潜在利润巨大的金属与矿产开采地”。

这些幕后人物并不神秘。正引领格陵兰“现代淘金热”的矿业公司KoBold Metals，其投资者包括马克·扎克伯格、杰夫·贝索斯，以及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执掌一家硅谷顶级风险投资基金）。

《雅各布》转载了记者Lois Parshley首发在Lever上的报道，里面写道：这家矿业公司KoBold Metals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定位并开采稀土及关键金属矿产，即对高科技产业、新能源和军工体系至关重要、但供应高度集中的矿物资源。它所使用的是一套自有的专利算法系统，能够自动解析并交叉比对由政府资助完成的地质调查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数据，从而在全球范围内锁定具有高商业价值的矿藏分布。

正是这一算法系统，将目标锁定在格陵兰西南部崎岖、此前开发程度极低的海岸地带。在该区域，KoBold Metals目前持有Disko-Nuussuaq项目51%的控股权益，意味着公司对该项目拥有实质性决策权，并正在重点勘探铜等金属矿产。这些材料不仅是新能源、电网和电动车的核心原料，也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服务器与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另一家盯上格陵兰的企业是Critical Metals Corp，其背后支持力量正是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现任特朗普政府商务部长）多年执掌的对冲基金。事实上，Critical Metals Corp的投资人与特朗普媒体公司的投资人高度重叠。正因如此，透明倡议组织“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负责人罗伯特·魏斯曼（Robert Weissman）将其形容为一个“圈内人互相吸血的骗局循环”。这些人当中，许多还在2024年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赠了数亿美元，既帮助他重返白宫，也为自己从新一轮帝国扩张中牟利铺平道路。

这种由资本巨头支持政客、并不断换取更高回报的结构，在美国国内早已司空见惯；在外交层面同样如此：从能源公司到军火商，再到农业与食品企业，美国政策长期被这些力量从中美洲一路塑形至中亚、西非，乃至全球更多地区。

但如今，这个由企业金主构成、并与特朗普白宫深度勾连的阶层，已经不再只是“影响政策”，而是直接操纵扩张型帝国机器本身。Casey Michel认为，这是一种百余年来未曾出现的模式。上一次类似情形，还要追溯到美国糖业寡头推翻夏威夷政府、建立寡头式警察国家，并最终推动群岛并入美国的年代。而在格陵兰，这一模式已昭然若揭。魏斯曼直言，如今寡头金主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已经“包括了对美国帝国力量的直接动用”。

事情不止于此。对其中一些力量而言，格陵兰不仅是一个可被开采的资源仓库，更是一处实验场：既是美国帝国如何进一步扩张的实验场，也是一个让寡头式乌托邦（对其他人而言是反乌托邦）得以成真的试验空间。

这些更隐秘幻想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名叫德莱顿·布朗（Dryden Brown）的美国人，身材瘦削、金发。他领导着名为Praxis的组织，所谓“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运动的重要节点。“网络国家”这一概念本身就相当混乱。其主要倡导者、硅谷思想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将其定义为：“一个高度一致的线上社群，具备集体行动能力，通过众筹在全球购买领土，并最终获得既有国家的外交承认”。

剥去技术话术后，这一构想其实并不复杂：网络国家就是一个同时存在于线上与现实土地上的“新国家”，为那些希望摆脱监管、税收和民主制衡的资本力量提供逃逸出口。它设想一个财富与权力可以无限扩张的世界，并将传统民族国家（包括美国）视为过时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他们看来，人类的下一阶段，应当由这些自封的“远见者”在任何可能之地重新书写。

Praxis主要从加密货币圈层吸纳支持者，并在近年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军者。其在2024年发布的宣言声称，世界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权力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占据全球分散社群的注意力与认同”。在布朗的领导下，Praxis设想将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基础设施到合同体系）全部置于区块链之上加以记录和管理，从而构建一个所谓的“主权网络”或“数字国家”。法国《世界报》将其概括为：一个“免税飞地，以自由市场原则运作，由一位国王式CEO领导的‘公民—股东’共同体”。

但要让这种“主权网络”真正落地，仍需要一块现实世界的领土。尽管类似尝试（例如在洪都拉斯、尼日利亚）已经失败，布朗去年仍对作者表示，有一个地方始终令他着迷：格陵兰。他说：“我们认为格陵兰非常有意思，在我们看来，它是地球上最后的边疆之一”。

根据Lois Parshley的报道，对Praxis而言，这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构想最终将目光投向了格陵兰——一个在外部想象中经常被错误地视为“无人之境”或“空白前沿”的地方。这种想象忽略了格陵兰长期存在的原住民社会、政治结构与主权诉求，也正是殖民叙事的典型特征。

布朗在去年11月曾在社交平台X上公开写道：“我去了格陵兰，试着把它买下来。”他同时提到，自己第一次对这座岛产生兴趣，正是“在特朗普于2019年提出要购买格陵兰的时候”。

到达格陵兰首都努克之后，布朗才意识到，格陵兰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摆脱丹麦的政治独立，而且相当多的格陵兰人支持国家主权。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在财政上仍然高度依赖丹麦的经济支持。目前，格陵兰每年从丹麦获得约 5亿美元的财政补贴，这笔资金约占其整体经济规模的20%，构成公共服务与政府运作的关键支柱。

布朗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并不想被‘买下’”。但他随即得出结论：“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机会”。他的设想是，一个像Praxis那样由私人力量独立运营的城市或准国家实体，可以通过征税来填补丹麦补贴退出后留下的财政空缺，从而在经济上“解决”格陵兰的独立问题。

然而，格陵兰目前并不允许私人土地所有权。这一制度安排在历史上使当地社区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开发自然资源时拥有更大的集体话语权，例如通过公共协商、政治程序和环境评估来限制采矿行为。对布朗所设想的、以资本运作和私有产权为核心的“乌托邦城市”而言，这显然构成了一个现实障碍。但在他的想象中，这一制度或许可以在“新政府”之下被改变。

如果布朗只是孤身一人，他或许无足轻重。但Praxis背后站着的是一整套美国资本网络，其中包括多位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寡头。

在这些支持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长期为特朗普提供政治支持，并公开主张富有的技术精英应当“逃离民主监督”，摆脱公共制度的约束。除了蒂尔之外，硅谷重量级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及其相关投资基金，也向Praxis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样参与其中的，还有风险投资人乔恩·朗斯代尔（Jon Lonsdale）等人。甚至连因早期参与Facebook而成名的温克莱沃斯双胞胎，也将资金投向了Praxis。

而与Praxis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正是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尽管他从未公开评论过Praxis，但其旗下的Apollo Ventures直接为该组织提供了资金。长期追踪网络国家运动的记者吉尔·杜兰在2024年写道：“奥特曼的政治立场相当怪异。他对Praxis的投资表明，尽管他口头上谈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但实际上是在押注一场剧烈的系统性崩溃。”

这些人物和力量看似离奇，却恰恰解释了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特朗普与他的亿万富翁盟友一道，开始公开威胁撕裂一个北约盟友国家。

去年，在特朗普最初提出要求美国控制格陵兰之际，路透社报道称，一批“硅谷科技投资人”已经开始将这座冰封岛屿包装为所谓“自由城市”的理想选址——一个企业监管极低的自由意志主义乌托邦。这一设想与Praxis的网络国家蓝图高度重合。报道称，这些寡头希望将格陵兰改造成硅谷幻想的实体化版本：一个集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太空发射、微型核反应堆和高速铁路于一体的技术中心。被点名的，正是此前已与Praxis有关联的人物：蒂尔、安德森，以及朗斯代尔。后者甚至直接呼吁“把我们的国家扩展到格陵兰”。（蒂尔否认参与其中，安德森拒绝置评。）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名字：肯·豪厄里（Ken Howery），前风险投资家，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与蒂尔和马斯克关系密切。但豪厄里并非只是又一个硅谷资本狂热者。他被特朗普亲自任命为美国驻丹麦大使。而且据知情人士透露，他“被寄予厚望，将主导格陵兰收购谈判”。

近一年后，这些谈判已逼近尾声。特朗普不断释放信号：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必要时甚至动用军事力量来夺取格陵兰。这一计划不仅可能撕裂北约，也可能开启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与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时代。Lois Parshley认为，现在逐渐看清的是，这一计划从来不只是特朗普个人的妄念，而是一个由寡头推动、试图重新驾驭美国帝国的集体工程。正如Praxis在豪厄里获任命后于社交媒体上所写的那样：“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新老年”与《冬之梦》

近日，《华盛顿邮报》书评栏目评论了2025年9月出版的《冬之梦：一份关于老年的历史指南》（Winter Dreams：A Historical Guide to Old Age）一书，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上老年人如何被他人看待以及如何看待自我的情感史著作。该书作者、现年81岁的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荣休教授芭芭拉·H.罗森温（Barbara H. Rosenwein）有意重塑我们对于老年的预设、偏见和恐惧，她指出：“我们从历史中获悉，老年——和其他所有的人生阶段一样——是一个情感过程，有快乐有悲伤，有感激有苦涩，有智慧也有愚蠢，有时激昂有时疲惫，充满了恐惧、愤怒和爱。”

这则书评的作者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是一位89岁高龄的美国作家，他指出罗森温写作此书的方法既是历史学的也是人类学的，罗森温在书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记录多样性而非开出处方，她希望理解在当下的文化和知识传承之下，我们对于老年可能的情感反应。书中记录了历史上的名人和普通人步入老年的感受，这些感受往往相当不同。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BC65 – BC8）代表了位于两极的观点，勃朗宁写下“与我一同老去吧！/最好的尚未到来……（Grow old along with me! /The best is yet to be……）”，而贺拉斯则哀叹“流逝的岁月夺走了我们的一切（The advancing years rob us of every thing）”，而这两种态度之间还存在很多空间。

《冬之梦》主要考察了西方历史上对于老年的态度（稍稍提到了孔子），从古雅典开始，进而论述了罗马、中世纪欧洲、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罗森温对每个时期就老年问题有独特观点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进行了介绍，这份名单包括：这份名单从荷马开始，包括柏拉图、阿里斯托芬、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塞内卡、尤维纳利斯、盖伦、彼特拉克、莎士比亚（主要指《李尔王》）、洛克、卢梭、笛卡尔、歌德、塞缪尔·约翰逊、巴尔扎克、伊塔洛·斯韦沃、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她还概述了各种文化对这一主题的看法，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美洲原住民（包括奥吉布瓦族和莫霍克族）的观点。她也追踪了欧洲和美国的养老金和老年福利计划的进展，并重述了有关老年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老年人的访谈。

罗森温发现：在古斯巴达，老年男性几乎掌握着所有权力，但同时这个尚武文明又对年轻士兵极为推崇；古代犹太人对老年人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但今天的犹太人对于老年人似乎并不同样敬重；罗马的老年男性拥有远胜于雅典、中国乃至斯巴达的权力，但同时也受到更为强烈的怨恨。而对于老年女性，年龄歧视和厌女症往往交织在一起。

爱泼斯坦指出，截至2020年，美国约2%的人口年龄超过85岁，这一比例预计会继续上升。与10到20年前相比，全球老年人的自杀率有所下降，从这类指标来看老年人的生活在变好。但在他看来，罗森温将老年人和他们的希望描述为“快乐”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老年人并不追求快乐，而是安于现状。年轻人展望未来，而老年人则更多沉湎于旧日回忆之中。

爱泼斯坦自认已足够幸运：经济足够宽裕，尚未患上帕金森症、阿尔茨海默病或任何其他当今流行的神经系统疾病，仍能找到地方写作，甚至还有不少头发。但老年确实让他变得迟缓，他经历过几次摔倒，有三大老年人常见病症：食欲不振、精力下降和睡眠不足，记忆力也大不如前。

老年时刻提醒着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人生命有限，在这个人生阶段，“生命短暂”从格言变成了现实。但关于终点，爱泼斯坦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用布满皱纹的脸和轮椅生活去换取更多的时间。他希望最终的告别如埃斯库罗斯在他的《阿伽门农》中所写的那样：“啊，但愿命运能迅速降临——不是痛苦的，也不会让我们缠绵病榻——而是带来永恒的、无尽的睡眠。”

《电讯报》（The Telegraph）在2025年7月也曾刊文介绍《冬之梦》一书。在这篇题为“为什么英国人应该学习古人对待老年人的方式”（Why Britain should emulate the way the ancients treated the elderly）的文章中，英国作家简·埃瑟林顿（Jan Etherington）提到了更多罗森温的个人生活经验。罗森温有两个孩子，五个孙辈，她在家族中的年长女性身上发现了不同：她的祖母60岁时就觉得自己老了，住进了养老院，而她的婆婆80多岁时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她染红发，每天游泳，教“老年人”艺术，晚餐前会来一杯马提尼，经常和女友们一起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罗森温的母亲患有失智症，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中，相信自己与一个幻想中的男人彼此相爱。罗森温写道：“这种幻想，这场在她生命最后季节里的‘冬之梦’，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欢乐。”这或许就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

埃瑟林顿与罗森温年龄相仿，她也认为战后出生的她们这代人尽管已经步入老年，但和之前世代的老年人截然不同。罗森温将后者称为“衰老老人”（“Old Old”），他们往往身体虚弱需要照顾，而将她自己所属的这一代称为“年轻老人”（“Young Old”），他们身强体健、投身社会、保持工作并且社交活跃。在埃瑟林顿看来，她们是第一批拥有健康意识的人，这一代人打壁球，慢跑，戒烟，吃酸奶、全麦面包，还用橄榄油拌沙拉。她们不会想衰老或死亡，而是想着保持良好的状态。

巧合的是，《时代》（Time）周刊在今年1月推出了《长寿特刊》（The Longevity Issue），封面文章的标题为“新老年时代”（The New Old Age），与罗森温和埃瑟林顿的观点不谋而合。文章作者爱丽丝·帕克（Alice Park）指出，曾几何时人生总是遵循着固定的轨道：上学，工作，成家，然后在60多岁时退休，享受几年退休生活，然后在身体虚弱到无法独立居住时搬进子女家中或是养老机构。然而，这种人生蓝图的预设是大多数人的寿命不会超过70岁，这基于美国人最初形成这种人生轨迹图景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如今仍然占据主流，事实上却早已过时——1950年代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8岁，在今天则是79岁。

类似的趋势也在全球范围内上演，预计到2050年，将有21亿人（即五分之一的人口）达到或超过60岁。在日本，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这一年龄段；预计未来25年内，还将有60个国家达到这一比例。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出生率都在急剧下降。

社会年龄结构的剧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我们作为个人或集体应该如何应对“新老年”？例如如何度过多余的时间？是否还应该在特定阶段工作还是应该将工作时间分散至整个人生？如何应对长寿带来的住房短缺？哥伦比亚大学老年中心健康政策与老年学教授约翰·罗威（John Rowe）指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包括教育、工作和退休在内的基本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设计。罗威和全球越来越多致力于“重塑”老年的专家认为，老年人应被视为未被利用的才能、经验和社会凝聚力的源泉而非负担。这意味着三阶段人生的时代已经结束，应该改变学习、工作、退休的传统轨迹，让学习、工作和休闲都贯穿于人的一生。

新理念认为，学习不应仅仅局限于童年和青年时期，要真正重塑教育，老年人必须成为大学社交和学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目前正在开展一项这样的尝试，该校拥有美国第一个大学校园内的退休社区，老年人居住在一栋融合了老年公寓和大学宿舍功能的20层建筑里。该社区名为米拉贝拉（Mirabella），和其他养老社区一样，为老年居民提供独立生活、辅助生活和专业护理等服务选项，与此同时，居民们也是大学社区的积极成员，他们上课、给年轻学生做导师（例如退休医学教授和医生们为医学预科学生做导师），也担任课程助教。几位音乐博士免房租入住，他们为老年学生授课并每周举办数次音乐会积累经验。年轻学生们也从老年居民的热情和经验中获益良多。目前，美国30个州的大学校园内设有约100个老年机构，米拉贝拉社区是其中更为全面的模式，该社区老年居民和年轻学生的积极反馈已经引起了房地产商的关注和效仿。

关于工作，员工到了一定年龄就退休的做法主要源于体力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当下工作的性质和劳动力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多数企业仍然认为员工一旦到了所谓的退休年龄就应该离开。但劳动和社会科学专家指出，如果公司想要保持竞争力，就应该开始重视留住老年员工，而不是将他们扫地出门。在日本，日立和三菱等企业巨头允许退休员工继续留在办公室做一些轻松的工作，或者只是看看报纸、和其他员工交流。他们的座位通常在窗边，因此被称为“窗边族” （madogiwa-zoku），他们不仅可以将多年的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员工，他们的存在也向全公司证明了管理层认可员工在其职业生涯中的贡献，从而提升了年轻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新加坡政府则通过向雇用年长员工的公司提供补助和补贴来鼓励老年人学习新技能、从事新工作。但这类激励措施仍然相对少见，研究表明老年员工普遍缺乏足够的技能提升机会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

斯坦福大学长寿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大卫·雷科夫（David Rehkopf）认为，传统的全职工作数十年后退休的模式已经过时，劳动者应该灵活地进出职场，有些年全职工作，有些年则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以便他们能够抚养子女、照顾年迈的父母或追求其他兴趣。

在居住安排方面，优先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能够让他们保持更长时间的健康，并更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例如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提供养老机构以外的居住选择。研究发现，居住在机构中、远离社区的老年人会感到孤立，并因失去独立性和自尊而变得更加孤独和抑郁，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健康状况下降和医疗费用增加。

多代共居模式在德国非常流行，德国政府和地方社区已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建了多个此类设施。纽约皇后区2019年建造的高层公寓楼“法拉盛一号” （One Flushing）也采用了这一模式，大楼拥有200多套公寓，专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设计，并提供屋顶花园等配套设施。大楼里的年轻居民会教年长的居民使用电脑，陪他们练习英语会话。附近也开设了一些实用的商铺，包括一家急诊中心和一家供老年人喝茶叙旧的茶室。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寿命的最显著因素——健康——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分化。罗威指出，美国的底层中产将面临最大挑战，他们步入老年时的身体状态将差于父辈。要让所有人愉悦地长寿，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更加审慎的干预措施，并持续推动人们将生命历程视为一个连续体，还需要摒弃年龄歧视观念。但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和优先项让我们无法足够快速高效地采取行动，只有改变才能带我们去往一个不同的未来。